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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茂腔推陈出新与时偕行******

　　茂腔是广泛流传于山东青岛、潍坊、日照等地的地方戏曲剧种，在200多年传承衍化中，形成了“四大京、八大记”等传统代表剧目，在城乡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近几年，随着生产发展和生活变迁，一批茂腔新作不断涌现，拓展了剧种选题领域，展现了新时代新风貌。同时，如何处理好舞台表演与展现现代生活的关系、处理好本剧种特色与其他表演形式之间的关系，成为茂腔新剧目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所面临的一道思考题。

　　《山东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概述茂腔时提出：“丰富、质朴、精湛的艺术特色，是茂腔深受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作为起源于民间的剧种形态，茂腔与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其语言艺术、声腔音乐还是表演风格都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它还被称为“胶东之花”，在许多剧目中包蕴着胶东一带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风土人情。像传统茂腔《梁山伯与祝英台·下山》中所唱：“走一洼，又一洼，洼洼长得好庄稼，长得高的是胡秫，长得矮的是芝麻，不高不矮是棉花，棉花地里带西瓜……”语言不仅富有生活气息，还展现了北方农村生动的生活景象，与其他剧种同名剧目在风格上具有一定差异。

　　时代在变，审美、观念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茂腔进入城市剧场后无疑需要吸收崭新创作元素与舞台手段，但如何从容展现全新的时代和人物形象，又不丢失剧种自身魅力？首先，要从传统基因中发掘鲜活元素，正确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

　　比如，新编茂腔《秧歌乡的故事》围绕“老冯头”、李香兰等三对老人的“黄昏恋”及养老问题这一主线，贯穿胶东国际机场建设、旧房拆迁等事件，既保留了茂腔质朴通俗的风格样貌，又融入胶州大秧歌这一本土艺术符号，将两种艺术形态巧妙融合，就很好地实现了立足传统、开掘出新。值得一提的是，秧歌表演在剧中不仅作为老年人情感的媒介、剧情发展的线索、地域形象的表征，其载歌载舞的特色还与戏曲舞台的“歌舞演故事”高度契合，从而成为舞台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秧歌既扭出了欢声笑语，营造了情境、烘托了氛围，还作为贯穿全剧的一条副线，与主线交织丰富了全剧的歌化、舞化叙事，呈现出茂腔表演艺术新亮点。正因为抓住了创作规律、找准了切入点，该剧在大量吸收民间音乐、舞蹈元素的同时，展现出熟悉的陌生感、浓烈的地域感和鲜明的时代感，获得了广大受众的高度认可。

　　其次，戏曲作为场上艺术，无论传统戏还是现代戏，最终都要落在演人物、演故事上，但其方式又区别于案头文学、影视艺术及话剧、歌剧等，在总体呈现上讲求程式性、虚拟性、综合性。因此，其新剧目创作还应在表演的程式化与生活化之间找准尺度。

　　像茂腔等一些地方戏剧种本身起源于乡土，且传统戏中展现婚姻生活、家长里短的剧目占较大比重，它们不像京、昆等大剧种那样有严谨的规矩范式，反而在表现日常生活、传递人物情感方面有相对丰富的表达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舍弃程式，而是要通过程式动作与生活动作的圆融，更好地实现舞台空间的虚实相生之美。仍以《秧歌乡的故事》为例，在“老冯头”过生日一场戏中，他的儿女送上了二胡、鸟笼子等生日礼物，却各有各的盘算，尤其是儿媳妇巧真怕拆迁补偿款被打折扣，极力反对“老冯头”和李香兰的恋情，导致一场家庭聚会不欢而散。舞台上以几组可移动的桌子代表酒店包间，空间布局十分简约，众人向“老冯头”献上礼物的动作也被处理得自然流畅，结合了台步、云手等程式表演，既有舞台美感，又有生活气息。这些新场景的展现都是对生活动作加以提炼而完成的，亦达到了戏曲舞台动静相宜的效果。

　　另外，新剧目尤其是现实题材剧目，因为记录历史进程、讲述时代故事，所展现的内容都是当下的、新鲜的，观众也就不可能像欣赏传统老戏那样对剧情滚瓜烂熟，只管“闭着眼睛听戏”。比如，茂腔现代戏《党费》展现了女共产党员黄新带领战友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英勇献身的故事；《失却的银婚》揭示了一位曾受百姓爱戴的干部在利益诱惑下跌入贪腐深渊、受到党纪国法严惩的历程……这些新剧目取材的角度较之传统戏更宏大、更丰富，在二度呈现中更需及时扩容舞台理念、技巧及手段。

　　从此种意义来说，新剧目创作还需要创作者从本剧种规律出发，走进人物内心世界、体验其所经历的喜怒哀乐，灵活调用语言、唱腔、身段、步法等为剧情服务、为塑造人物服务，同时，广泛向其他剧种及表演样式学习，吸收并内化为对本剧种、本剧目有帮助的新方法、新手段，才能更好地呈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孙丛丛）

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