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大换防”频现 万科、旭辉等房企启动开年新一轮架构调整******
2023年新年伊始,地产行业迎来首波房企高管“换防”小高峰,包括万科、旭辉、融创、龙湖等房企多名区域高管发生职位变动。
新京报记者也注意到,开年的首轮高管变动也与新一年房企战略调整密切相关,尤其是房企内部管理架构的调整、区域的合并或升级都有可能带来新的高管层面的变动,这也意味着2023年新的“战役”已经打响。
万科、旭辉等多家房企“区首”发生变化
从2022年12月至今,短短一个月期间,万科先后对上海区域、南方区域进行了人事换防。
2022年12月16日,万科调整上海区域高管任命。其中,万科开发经营本部CEO张海不再兼任上海区域区首,全身心投入集团开发业务的整体提升工作;原上海区域副总经理、业绩第一的杭州公司总经理吴镝升任上海区域区首。
继上海区域后,万科南方区域也开始人事换防。1月9日,原东莞万科总经理周嵘出任深圳万科总经理,南方区域副总经理李东接任东莞万科总经理一职。
从这两次区域高管的任命来看,万科均是从“听得见战火”的一线提拔将领,吴镝和周嵘在过往经历中都有出色的业绩表现,这也体现了万科在2023年依旧强营销、打硬仗的思路。
进入新年,旭辉营销中心总经理闫强和华北区域总裁董毅双双跳槽,据市场消息,闫强将加盟龙湖担任龙湖苏州事业部总经理,而董毅将加入越秀集团担任华北区域副总裁,但目前龙湖和越秀尚未发布官方人事任命公告。
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融创华北区域的人事换防。根据华北区域管理需要,融创总部任命易绪兵为集团副总裁,兼任华北区域总裁,不再担任北京区域总裁助理兼石家庄公司城市总经理职位。同时,集团执行总裁迟迅不再兼任华北区域总裁,调任融创总部,另有任用。
此外,在新年伊始,随着“新帅”陈序平的上任,老将邵明晓“功成身退”,已计划退休,于1月10日辞任龙湖集团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副主席,这也意味着龙湖进一步完成了新旧管理层的更迭。
人事换防背后:新一轮区域架构调整开启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开年的高管变动多为区域层面的“一把手”,这也反映出房企在新年伊始正在进行新一轮架构调整,随着区域的裂变、合并带来了人事上的变动。
关于华北区域总裁董毅的离职,旭辉集团向新京报回复称:“董毅华北区域集团总裁职务的调整已经发文,交接期到这个月月底。华北区域与西北区域合并,原西北区域总经理周长亮将担任新的华北区域的总经理。”
回顾董毅调任华北区域总裁时正值华北区域的成立,即2020年1月,旭辉整合原北京事业部、天津事业部成立华北区域,而此次华北区域和西北区域的合并也意味着华北区域不再作为单独的营销区域。从旭辉华北区域的单列到合并,也可以反映出该区域地位的变化,同时,也从侧面看出旭辉华北区域的业绩实现并非一帆风顺,天津、石家庄等地随着市场转冷业绩也面临下滑。
同样启动新一轮组织架构调整的还有融创集团,主要包括成立地产经营中心、资本与融资中心以及资产运营管理中心三大中心平台,由此达到“瘦身”增效和敏捷管理的目标,还同时包括部分区域的变更以及区域人员的下沉和精简。
而在新年直接宣布优化组织架构的还有绿城中国,其将浙西区域集团、浙东区域公司、杭州亚运村项目公司合并,成立浙江区域集团,按区域集团类别管理,负责浙江省、福建省的投资拓展与项目管理。随着浙江区域公司的合并,其内部人事任命也发生调整。据悉,原浙西区域集团董事长迟峰,任新浙江区域集团联席董事长、总经理;原浙东区域公司董事长吴恒,任新浙江区域集团联席董事长。
同样完成区域调整的还有招商蛇口,其对全国范围内的8大区域中的4大区域进行了调整,涉及华东区域、江南区域、华南和深圳区域,包括南通、无锡、长沙、惠州等多个城市公司的新设和合并,也势必将带来人事层面的新变动。
目前房企组织架构的调整多聚焦在收缩,主要体现在区域的合并管理。对此,地产分析师严跃进认为,房企组织调整也反映市场环境的变化,2022年房地产市场整体低迷,2023年市场预期仍需时间修复;目前的市场环境继续“做大”并不合适,收敛聚焦也是为了应对后续潜在的风险。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